四川大学医科片区研究生党建工作调研会在我院召开

[136]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拉米斯方法或拉米斯主义逻辑（Ramist logic）。

（18）[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4）同上书，第82-83页。

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这一漫长的作为法治审美过程的法治展开过程，同时也是法治的审美示范与审美教育过程。因此之故，即使立法者明白地想要使法意与人情相一致，此一原则的最终实现还是要有司法者的才智与努力方才可能。而人类社会既因这些发明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跟着也自然会继续努力创造许多事物来装点生活，使它臻于优雅。

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也只能是基于真实的人性并且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在这为了生活的努力当中，人便不能不具有立足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乌托邦情结，以及在这乌托邦情结下对未来生活的理想追求。具体而言，分析法以其惊人的便易性，解决了古人没能解决的几何问题，化学对古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却是现代人的发现，医学的分支药物学是古人梦想的科学，而现代人已经成为这门学科的主人，如此等等。

【注释】 [1]关于事、物、事情、事实等概念的哲学分析，参见: 陈嘉映. 事物，事实，论证［G］/ /赵汀阳. 论证.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 1. [2]德国法学家卡尔·恩吉施对建立公理式体系持类似的批判态度，其结论是:公理式演绎的方法在法学中绝不可行。所谓逻辑上的先在性是指： 在论证时，人们必须首先去发现各种论题，而后才能判断其真理性和可靠性，前者是论题学的工作，后者是新批判法的工作。就这一点而言，论题和论题目录提供了一种值得期待的支撑点。它们将挑选出附属于各自体系的相应问题A，B，C等等，而舍弃其余问题。

{19}128所以，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维柯已经隐隐约约地向我们勾勒出了与实践之学相一致的方法论的轮廓，即： 对生活之流与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予以恰当的把握。假如我们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我们必然要更加频繁地碰到论题学。

在这个过程中，法学家并不是首先去把握对普遍者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因为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使命，在自然领域才有出于必然的事物，才能找到一般的规律。它们使提问和答案得到有序整理，并且指明究竟什么东西值得更进一步的思考。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 作为法律公理体系演绎之初始命题或公理极难确立。其后的潘德克顿学派( 学说汇纂学派) 法学理论( 即概念法学) 大体上具有相同的信条： 法律是一个内含多样性而又具有意义整体的有机体系，该体系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的概念金字塔( Begriffspyramide)。

正是因为这一点，维柯认为，没有论题学，根本不可能确定方位。寻找与实践之学(包括法学在内)相一致的方法论 获取法学中的明智和审慎智慧，靠建立几何学范式( 莱布尼茨) 、法律公理体系或概念金字塔( 普赫塔) 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也并非是最优的方案。但同时，问题思维也不能完全放弃固定联系。同时，菲韦格的著作也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著作甫一问世即在德国学界引起反响，相关讨论持续长达20 年之久，且迅速被译成多国文字刊行，有浩如烟海的评论和研究论文，至今仍属德国和欧洲许多大学法学研讨班以及国际学术会议的研讨主题之一

[50]最为重要的是，法学要改变（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文献解释方式，而建构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分析结构。[3]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78.[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198。

[26]Aristotle，Supra note 17，at 4，7.中文翻译参见亚里士多德，见前注[17]，页246、251。所有（当然，神学除外的）其他学问只有得到它们的承认和支持，才称得上是科学。

参见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1—342。[66]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38—141.[67]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44—145.[68]Peter Stein，Supra note 56，at 68.[69]罗森尼斯的蒂诺（Dinus de Rossonis，也写作 Dinus of Mugello，1253/54—1298），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1284—1296年在波伦亚任教，据记载，他是第一位在波伦亚领薪的罗马法教师。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70），SS.183—184。[20]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理智（Noiis，努斯）当下把握的。梯利，见前注[4]，页228。[41]在他们看来，法学同时且毫无争议地既代表思辩科学（speculative science），也代表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

后世整理出版的巴尔多鲁全部文集有十余卷之多。当然，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其中经历了较长时期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译本的鉴别、勘订、研究和应用的阶段，直到13世纪初，才在西方出现了较为可靠的亚里士多德译本和较有学术水准的评注（比如，英国13世纪著名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5—1253]于1220—1230年间撰写《后分析篇注释》），进而出现了整合与完善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并代表中世纪名称逻辑（Terminist）哲学派（主要是西班牙的彼得[9]和法国逻辑学家希雷斯伍德的威廉[William of Shyeswood，1190/1200—1249]）之思想和方法进展的现代逻辑（logica moderna）。

他出生于伊莫拉城的一个望族，早年在波伦亚学习，1397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费拉拉、帕多瓦、波伦亚等地大学担任教授，著有《学说汇纂补编》、《学说汇纂新编》和《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的评注、一部《鉴定意见集》以及若干小册子。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评注法学派 法学的科学性 共同法 推释 。

[105]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70），SS.237—242.[106]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a.a.O.，SS.243—245.[107]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a.a.O.，SS.246—254.[108]参见：Norbert Horn （Fn.45），S.270。[124]无疑，评注法学家们的法学成果体现在他们所撰写的各类法学作品之中。

梯利，见前注[4]，页238—239。④案例解释（casumque figuro）。[117]我国著名罗马法法学家周枏先生也认为：评注法学派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国法大全》，而是以前注释法学家的著作，并应用经院哲学的演绎法，从事法律体系建构，又努力使之实用化。不过，这类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不很统一，而且也并非专属评注法学派的法学家所撰写。

[27]同样，方法论上的重心转移（即由重视形成或然性知识的辩证三段论[28]转向重视确立确定性知识的明证[证明]三段论）不仅是认识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一般知识形态之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也是我们考察这个时期的法学（包括评注法学派）特征的一个重要智识背景。[137]即，有关（部分地受共同法或学者法影响的）地方特别法之私人记述文献。

[144]Norbert Horn （Fn.45），SS.363一364.[145]参见吕埃格总，见前注[14]，页353。梅特兰等，见前注[50]，页120。

[59]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a.a.O.，S.608。[128]按照欧根·埃利希的说法，添加（Additio）这种推释方式不仅为评注法学派所用，也为注释法学派所用。

1334年，不到20岁获得波伦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doctor iuris civilis，民法博士）。显然，在13—14世纪意大利城邦法则适用中所遭遇的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为属人法（古老的习惯法奉行的原则）和属地法（各城邦自身法则的管辖效力）之间的冲突。[159]参见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6。[22]亚里士多德，见前注[21]，页129。

[100]巴尔杜斯之后，尤其是到了15世纪，评注法学派的风格与传统仍然得到意大利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支持。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城邦，各种行会（arti，同业公会）与贵族进行血腥斗争后在成立波波洛自治公社（the Commune del popolo）中欢庆胜利。

[140]在评注法学派时期，学者们针对各种形式的特别法（本国法）撰写的文献构成各国法学文献的组成部分，在某些国家，它们甚至几乎是那个时代学者法学文献的唯一形式，这其中包含针对特别法（本国法）的注释文献（比如，德国14世纪法学家约翰·冯·布赫[Johann von Buch，约1290—约1356]对《萨克森法镜》领地法的注释[141]）、鉴定意见书、专著（比如，约翰·冯·布赫所著的《领地法法官进阶》[Processus iudicii]，15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蒙塔沃的迪亚兹[Diaz de Montalvo，1405—1499]所著的《论国王会议》[Tractus de consilio regis][142]）和参考书（如迪特里希·冯·博克斯道夫[143]编写的《〈萨克森法镜〉法律索引》[Remissorium iurs zum Sach- senspiegel]）等。相关的历史资料另参见舒国滢：罗马法学成长中的方法论因素，《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1期。

See Norbert Horn （Fn.45），S.269.另见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1265年，在文化领域，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开始写作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Summa Theologica）。